文／Reke
《非法警力》（Peace Officer）這部紀錄片討論的，是美國警力濫用的情況。特別是針對在美國影視作品中常常出現，總是象徵美國警界菁英戰力的SWAT（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特種武器與戰術部隊）訓練的反思。貫穿片中主軸的是一位老警官，他曾經親手創立SWAT，後來女婿卻因為SWAT濫用而受害，於是他應用過去警界的專業，四處協助受警力濫用之害的家庭討取公道。紀錄片的內容雖然介紹了不少的個案，但是個案觀察以及對個別受害家屬的關懷，並不是這部片子想要處理的主軸。
▲《非法警力》劇照。（圖／高雄電影節提供）
除去人物訪談的畫面，紀錄片裡剪入了許多SWAT攻堅時的影像，在這些影像裡我們看到的場景，與好萊塢電影塑造出來的情境竟然有些許的類似：無線電對講機來回討論現場情況及戰術命令、全副武裝的特勤隊員利用掩體佈下天羅地網、破門攻堅，當然還有開火射擊的場面。在電影裡，這些場景可能使吃著爆米花的觀眾熱血沸騰，然而一旦出現在現實生活之中，就會像《非法警力》中所呈現的荒謬。因為警方攻堅成功後，他們的對手並不是電影中火力強大的黑幫份子，而是市井小民：有些根本手無寸鐵卻被擊斃，有些拿起球棒、槍枝自衛反而讓警方取得法律上傷人免責的理由。
在荒謬之餘，這些宛如戰爭場面的畫面，呼應了《非法警力》中設定的主要論點：SWAT的失控，原因在於他們的訓練制度，把警察與軍人的身份混淆了。因為把任務視為戰爭，所以對手就成為敵人；而因為是面對敵人，攻擊時當然不能手軟。
本片出現的時間點，或許應該是對美國巴爾的摩警力濫用事件引發的動蕩有所回應，不過生活在台灣的觀眾，腦海裡浮現的可能是太陽花學運時行政院的流血驅離事件。這樣的聯想是否妥切？兩個事件之間的相似性有多強？可能見仁見智。但值得討論的，或許不是單純地聚焦於台灣的情況能否代入影片的框架中，而是反思台灣對事件檢討的方法上，能不能具有跟美國社會相近的深度。
▲《非法警力》劇照。（圖／高雄電影節提供）
正如同本片能夠針對體制中抽象的問題，提出具有高度的論點，再透過多個案例的追查，透過受害者、學者及一線員警之間多元的視角，層層加深影片所持論點的理據。這點在台灣處理社會議題的討論中，是比較難以見到的。我們多半是忙著找人負責，即使對體制的檢討，也可能限在規範及法條文字上打轉，鮮能如此深入到思想的層次。
台灣的警察被要求以什麼樣的情境來執法？社運場合除了把警方塑造成政客打手之外，是否能夠再描繪出更具體的圖象，足以指出警察體制從訓練到執行上根本的問題？而要求警察改革的運動，能不能找到像片中退休老警察Kickstarter一樣的人力，提出專業的調查，與警方的報告進行抗衡？
在警察體制之外，《非法警力》帶給台灣社會的，或許更多是媒體、社運需要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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